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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里斯多德（Aristotle, 384-322
B.C.）承繼了柏拉圖「藝術即模仿」的理念，或者以本譯文所使用的詞彙來說，「再現」（representation）的概念。儘管如此，與柏拉圖不同之處在於：亞里斯多德較傾向於討論廣義的藝術（the
arts in general）以及狹義的悲劇（tragic drama in
particular）。在闡述真理的任務上，與其說藝術與哲學處於競爭關係，不如說藝術和哲學並駕齊驅且互為補充。對亞里斯多德來說，一齣擁有完好結構的悲劇就像一篇哲學論述一樣，足以傳遞人性的真相。
雖然亞里斯多德相當尊崇藝術，但其著作缺少了像柏拉圖那樣對於文學形式的熟練掌握。目前為止，來自其筆記及講稿紀錄的文字作品仍不夠完整，這點部分說明了它們之所以難以解讀的困境。儘管如此，這些作品的理念及其所散發的巨大影響力，值得對於其中所關照的內容努力解讀。
包含此篇選文的《詩學》（Poetics）一書中，亞里斯多德描述了詩的本質；如同柏拉圖，對他而言，詩的本質意指廣義的文學再現。作品中著墨最多是對於悲劇的檢視，而悲劇正是古希臘高度發展的藝術形式之一。
亞里斯多德將所有藝術形式─包括音樂、舞蹈、文學、繪畫，及雕刻在內，都視為再現。然而，如同柏拉圖所主張的，詩所再現的對象並不是真實的世界，而是可能或能夠存在的事物樣態。這種強調「可能性」（possible）作為藝術主要範疇的說法，標示出亞氏理論的重要特質，同時也導向他對於藝術價值的正面評價。
亞里斯多德認為：正是藝術的再現性質，使我們可以從中獲得快感。也正因為我們能從藝術再現當中學習，我們才會欣賞一件由於內容過於真實而使我們反感的藝術作品。舉例來說，想想伊底帕斯（Oedipus）在挖出自己的眼睛後回到舞台上的那一幕，雖然我們的內心因眼前極為真實的景象而反感退怯，但是當我們在這齣索福克里斯（Sophocles）的鉅作裡經歷對伊底帕斯命運的戲劇表現時，我們也因而獲得一種快感。總而言之，亞里斯多德強調藝術的教育作用，使他的理論成為一種「藝術的認知理論」（Cognitive
Theory of Art） 。
此外，在整個亞里斯多德哲學當中顯現的、對於相關現象進行屬別分類的傾向，反映出亞氏的生物學訓練。因此他才會在《詩學》一書中，強調以藝術再現的媒介（media）、對象（objects），以及方式（manner），來決定各種藝術的區別。這些區別劃分了不同的藝術類型（types
of arts）。
悲劇是書中被分析得最為詳細的藝術形式。對於亞里斯多德來說，悲劇以戲劇形式再現了嚴肅的行動（action）；其目的是為了透過體驗恐懼與憐憫之情來達致滌清效果（catharsis）這是一種在情感上的淨化作用。此定義中的每一項構成元素都需要進一步闡釋，所以亞里斯多德充分演繹了它們。在此，對我們而言最重要的是亞里斯多德的觀點；在這些觀點下，某些特定的悲劇類型，由於它們更能充分且即時地呈現出悲劇的本質，因而被視為是較成功的悲劇。舉例來看，亞氏主張，一齣較好的悲劇所處理的，是我們可以認同的人物，一個不比我們特別好或特別壞的人，以及此人的犯錯和他為此而承受的苦難。雖然亞里斯多德沒有為此主張進行辯護，只說此種悲劇最能夠實現藝術形式的功能和本質，但其言外之意是：這類悲劇的主角更有可能引起滌清情感的效果。
在此，亞里斯多德所運用的哲學論證形式是「目的論式」（Teleological）。Telos在希臘語中是目標或目的的意思。假如事先設定了一個目標或目的，然後再來論證相關現象是如何成功達到目的，那麼這樣的哲學論證就是目的論式的。亞里斯多德從他對於藝術目標或目的的理解出發，推論出關於悲劇應該是什麼的各種主張；因此，他的悲劇概念屬於目的論的觀點。事實上，《詩學》一書中大部分對於悲劇的討論，都在對古典希臘戲劇進行目的論式的評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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